(39)沈寿文：《宪法保留：对基本自由权利限制的限制原则》，载《北方法学》，2010(3)：25-26。

为了确保价格法设定的行政处罚得以有效实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随后于1999年通过了《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下文又称585号令)。⑥参见刘盛刚：《〈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亟待修改》，载《市场经济与价格》2013年第6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趋向成熟的背景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已得到确立践行，如果仍然依据1997年制定的价格法对价格违法行为进行行政监管，需要重新考量相应条款的合理性。在价格执法实践中，现有的罚款设定方式容易导致过罚不相当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单一的定额罚或者比例罚容易导致畸重畸轻问题。④李克强总理在考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座谈会上也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作为直接面对亿万市场主体的部门，你们的职责是‘市场监管不是‘计划监管，要管活不是管死，要管优不是管乱。此外，尚应结合相关立法，如行政处罚法的修订完善，对585号令的立法用语进行调整更新。(50)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尽量选择对裁量权控制较强的罚款设定方式。

(二)行政罚款设定的理论与实践 针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罚款设定存在的不足，我们有必要对行政罚款设定的一般原理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以此来挖掘引发价格违法行为罚款设定困境的原因，为进一步完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罚款设定提供理论支撑和立法参考。除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和部门规章按照行政许可法有关行政许可条件要求规定的中介服务事项外，进一步简化或取消审批前置中介技术服务事项，全面清理和整合规范各类认证、评估、检查、检测等中介服务，有效解决评审评估事项多、耗时长、费用高等问题。就司法解释的报送和接收、审查工作的分工负责、被动审查和主动审查、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司法解释的纠正程序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尽管这一解释具有合理性，但往往会导致合宪性审查被淹没在合法性审查之中，而使合宪性审查难以承担起宪法监督、维护宪法权威的独特功能。⑩ (2)奠基阶段(2006-2014)。因此，当当事人就案件中所适用的司法解释提出审查建议时，仍然难以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权利救济。

同样，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所作的修改中，仍然于第174条第2款保留了对原告可以适用拘传的规定。(一)司法解释纳入备案审查的制度发展 尽管我国现在的备案审查制度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逐步确立并发展起来的，但往往可以追溯到我国的五四宪法。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印发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并于其第26条中明确规定，司法解释应当自发布之日起30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备案报送工作由办公厅负责，其他相关工作由研究室负责。(25)参见苏建召：《尽快建立司法解释前置审查程序》，载《检察日报》2013年7月1日。③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并非一定都充分发挥了人权保障的积极作用，且一再引起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从备案审查实践来看，这就必然会导致强合法性审查与弱合宪性审查的格局，导致价值错位与制度功能差异。

之所以这么划分，事实上是以司法解释纳入我国备案审查制度的发展进程来进行的。②参见王庆廷：《新兴权利渐进入法的路径探析》，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2)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积极行使对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权，使最高人民法院充分履行人权保障的义务。⑦立足人权保障的宪法要求，要充分发挥国家通过备案审查对司法解释的监督功能，首先就需要了解并考察我国司法解释纳入备案审查的制度发展以及司法解释备案审查运作的基本制度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1号)被质疑为，通过对刑法条款的越权解释，过度限制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等。侵害了受宪法保护的更有价值的法益。

(29)参见苗连营：《合宪性审查的制度雏形及其展开》，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6期。(18)参见前引(16)，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编著书，第91-92页。

(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的基本机制 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是我国备案审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当最高人民法院并不认为该司法解释存在合法、合宪性问题时，才须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其基本内容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例如，2018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要求，法制工作委员会开展了对生态环保领域的法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和专项审查。与法律规定明显不一致，或者与法律的立法目的、原则明显相违背，旨在抵消、改变或者规避法律规定。其结果是，如果案件当事人认为法院对司法解释的适用会导致对其合法权利的侵犯，要么选择服从，要么只能通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审查建议的方式寻求救济。

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背宪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具体则由全国人大的专门机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来承担合宪性审查工作。(1)从审查主体来看，依据宪法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的主体。

如果再结合监督法、立法法和《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所确立的备案审查对象来看，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包含了针对法规、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审查，但事实上主要是合法性审查。再如，针对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有违宪法精神的审查意见，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开展了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试点工作，以统一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但从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发布的经修改后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来看，仍然完全遵守了2003年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未予以改变。

在这些案件中，如果当事人不到庭，按照撤诉处理或者缺席判决，就有可能放纵违法行为人或作出错误裁判，因此有必要拘传原告，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这一点最清楚地体现在对司法解释备案审查的规定中，即审查司法解释是否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违反了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例如，2008年，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对报送备案的司法解释进行主动审查过程中，发现《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5号)第1条将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规定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扩大了非法行医罪的适用范围，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违法过度限制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事实上，从立法法与《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关于内部审查工作程序来看，也仅仅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与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审查、研究中认为法规或司法解释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而不是必须履行这一内部沟通协商程序。该修改在赋予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的同时，增加了司法解释的限制性规定以及备案工作，进一步完善了立法制度和备案审查制度。尽管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无论是德国的宪法法院还是法国的宪法委员会都经历了从注重法制统一到法制统一与人权保障并重的变迁，但人权保障无疑越来越具有中心的地位。

例如，为保障集资人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作出的《关于审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撤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1]8号)(21)以及为了强化对民众生命健康权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发布的《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0号)，(22)都是如此。具体而言，其第104条除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应当针对受适用的具体法律条文，并受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的限制外，还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法释[2013]4号)来看，该司法解释并未涉及《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条规定的关于社会保险费用争议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的问题。(13)参见前引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书，第111-112页。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内设的工作机构，法制工作委员会主要采用了与最高人民法院协商、沟通的方式，督促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的司法解释进行修改或废止。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近年来出现了较多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2)从提请审查的主体来看，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司法解释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委会办公厅接收、登记，报秘书长批转有关专门委员会会同法制工作委员会进行审查。另一方面，法律应规定，当法院诉讼终结后，当事人就案件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提起的备案审查具有溯及力，并赋予当事人在此种情况下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救济的权利。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具体审查机构是法制工作委员会，而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每一个内设机构、工作班子则同时是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工作班子。尽管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是违法行为，但该行为违反的是国家医疗机构管理秩序，依法应当依照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通过行政处罚解决，而不属于刑法第336条规定的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的情形。

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标志着从立法上正式把司法解释纳入了备案审查制度的范围，而2015年立法法的修订则不仅使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的程序与机制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开始加速与合宪性审查制度相融合，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对法规的审查相比，由于司法解释本身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因此，当案件当事人对所适用的司法解释提出审查要求并由所在法院提交最高人民法院时，最高人民法院理应进行自我审查。

这一探讨基本上都是围绕这样一种考虑来展开的，即如何在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主导的备案审查制度中有效发挥司法机关的审查功能，建立起一种强立法监督与弱司法审查相结合的统一的审查机制，尽管学者们在进行探讨时囿于各自的立足点或视角，在如何理解乃至具体构建这种二元化机制时存在一些差异。从社会团体、公民的审查建议来看，由于立法者考虑到，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是宪法和法律以及行政法规最广泛的运用者，他们往往能够在具体运用法律的过程中较先发现问题，赋予他们具有提出审查建议的权利，既能保证他们参与对国家的管理，行使批评建议权，又能拓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渠道，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正常运转，(19)因此，这是一个近乎来者不拒的系统，无论哪个社会团体、公民都可以就司法解释提出审查的建议。

再如，2015年，法制工作委员会依据职权对报送备案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发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有关拘传原告和被执行人的规定与法律不一致，存在侵犯人身自由权的情形。从国务院与最高人民法院来看，它们都受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支配，在各自领域中具体实施法律，保障法律中所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